何国模同志1928年出生于北京市，祖籍浙江省余姚市。

1941年何国模考入开云平台登入 。kaiyun网页登陆入口 当时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学，在全国也有名。学校素以严格要求、严谨治学著称，具有优良传统和校风学风，教育质量很高。附中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师德高尚，学术水平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听他们讲课，基本概念准确透彻，条理清晰，教学方法各有特色，实在是一种享受。使何国模同志永远铭记在心头的是鸿迈、毛鹤龄，韩清波，李士博、李滋九、赵乐天等老师。六年的时光，这些老师对何国模的教育却影响了他一生，让他至今感激不尽。

附中的教学设备完善。学校有专用的生物教室，内有众多的宝贵生物标本，上生物试验课，每个学生有一架显微镜，这在当时的其他中学是做不到的。学校重视体育，体育课内各种应有科目训练齐全。学校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室以及单双杠等设备。在学校的倡导下，同学们的课余体育锻炼蔚然成风。何国模在附中学习时，经常下午下课后要在校打一小时球才回家。他是附中篮球队队员，在全市中学篮球联赛中，附中篮球队获得亚军。学校重视对学生劳动习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课程表上排有劳作课，学校有劳作二厂，具有各种木工工具、车床刨床等。同学们每周要到劳作二厂工作两个小时。

在何国模以后的大学学习和工作中，经常感受到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扎实知识基础和锻炼的健康身体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十分有利。他为自己能在师大附中这样优秀的学校中学习过而荣幸和自豪。

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1945年9月，何国模上高中一年级，同班有个同学叫刘正洪（原名刘兰瑞）开始和他交流思想，帮助他进步。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认为从此国家太平，可以进行经济建设了。但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撕毁政协决定，大肆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重新把国家推入了内战的深渊。

这时除了正面的军事战场外，在蒋管区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进步学生运动。何国模凭着正义感和民主思想要求，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运动中，他在党员同志的帮助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运动认识到了自发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为了保持运动的正确方向，并能持久发展下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初，刘正洪介绍地下党领导人石绠同志和何国模见面。石绠同志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派到北平专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石绠同志约他每周周日上午见一次面。地点是在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交界的地方。从北京图书馆的石栏杆跳过去，到北海公园西南角的湖岸上。这里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和北海公园的游人都不多，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石绠同志指定他学习里昂杰夫《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章。他每周给他讲一课，从劳动创造世界讲起，讲社会发展史，讲五种生产方式，最后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讲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党的性质和任务，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处在党的地下工作时期，最后讲的是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党的铁的纪律。何国模听得句句入脑，无比信服。最后石绠同志问他还有什么问题，由他解答，他说没有了。1946年7月，经过地下党组织讨论，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介绍人是石绠、刘正洪两位同志，候补期三个月。以后按期转了正。当时地下党员都取个化名，何国模取名穆迅。“穆”是“慕”的谐音，意思是仰慕鲁迅。

入党后，石绠、刘正洪和他基本上每周在他家开一次会，主要是学习党的文件和研究如何在校内开展工作。1946年暑假，上级党组织通知他们成立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这届支部由刘正洪、何国模组成，刘正洪任书记。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工作。他们首先带动周围的同学进步，先后在进步同学中发展了三名党的外围关系，他们是王学孟，胡德彝、梁景弢。1946年下半年，组织上转来高中一年级的地下党员胡德喜。支部决定由何国模对他单线领导。后因革命工作需要，又将他输送到解放区。壁报是宣传先进思想的阵地。刘正洪让何国模先在本班办一份壁报，名叫“非难”专刊，内容是抨击时政和宣传进步思想。在本班办壁报的基础上，支部决定让他和高中的同学张荃、赵宗鼎联合办一份全校性的壁报。壁报取名《细流》，出刊了第一期，张贴在学校中心布告栏内。贴出的当天就被三青团学生撕掉。学校的校长李滋九把张荃和他叫去训斥了一番，禁止再出版。1946年暑假，由刘正洪组织领导，何国模协助，在校外组织了“群青话剧团”。剧团有师大男附中七名同学，师大女附中六名同学参加，每周利用师范大学的教室活动一次。剧团通过排演进步剧目，达到团结教育同学，发展进步力量的作用。1947年，第二学期末，“群青话剧团”在师大男附中欢送毕业生大会上，演出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话剧《夜歌》。那天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参加了，演出十分成功。这次演出配合了解放战争时期进步学生运动的开展。

1947年暑假前夕，由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地下党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声势愈来愈大，有“小解放区”之称，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一般学习很差，考不进这些学校。国民党当局为了改变在这几所大学内的局面，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向一部分国民党员、三青团分子事先泄露了考题，以期达到他们能混进这些大学的目的。中共北平“学委”获悉上述情况后，发起“反漏题斗争”。师大附中地下党支部决定让何国模以毕业班学生会主席身份代表师大附中，与汇文中学同学联系，并联合各个中学代表组织了“反漏题斗争委员会”，共同到三大学联合招生委委员会负责人郑天挺进行交涉，同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他们报导这一事件，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

1947年10月，何国模考上了北洋大学电机系来到天津上学,结束了他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

地下党组织把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天津。当时北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由进步力量掌握，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一般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号召和组织。自治学生会有个机关刊物叫《北洋生活》，是个铅印小报。地下党支部分配他去《北洋生活》担任编辑，负责社论工作。当时的北洋大学虽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但校内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力量占上风，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声名狼藉，不敢公开活动。国民党上层当然不肯坐视，他们部署了蒙蔽争夺学生群众的新对策，成立了一个“求是”学生会，口号是“安心读书”、“在安定中求进步”，散布学生的天职是读书，不要搞政治运动，妄图釜底抽薪，瓦解进步学生运动。一时蒙蔽了二百余名同学参加，占全校学生的近四分之一。但他们刚一启动时，就被地下党察觉了。党支部考虑到何国模有两个条件：一是他刚到北洋大学不久，了解他的人少；二是求是学生会的发起人刘承浩是北师大附中比他高一年级的学生，因校友关系何国模和他认识。党支部让他打进求是学生会，了解其内部情况，及时向党汇报。为了让他隐蔽得好，党组织决定让他退出《北洋生活》的工作，不准他再参加进步活动。他接受任务后，主动和刘承浩联系，协助他做准备工作。在求是学生会的成立大会上，刘承浩当选该会主席，他被选为副主席。以后党又派赵光夏，姜学锦两位同志也打进去协助他工作。他们将求是学生会全体会员名单、该会领导层的政治结构情况、每个时期的活动企图和动态、它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以及它通过市内三青团的关系无偿借用电影片来校内演出等情况，都及时向党作了汇报。党组织发动进步社团和壁报揭破其“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剥开了其“中立”的伪装，使得不少被蒙的同学退了出来。到1948年暑假，求是学生会已经活动不起来，实际上名存实亡了。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打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当时党的指示是：“团结群众，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党支部通知何国模现在可以参加公开的进步活动了，并把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就是必须解决全校学生和教职工在围城期间的吃饭问题。在此之前，国民党当局曾责令北洋大学随其南迁，并汇来一笔南迁费用。当时组织上就考虑应把这笔南迁费领到手，用它来解决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按银行的规定，需要学校负责人和出纳组主任同时签字，才能把款提出来。当时学校的负责人都已经南逃或躲起来了，何国模千方百计找到了学校的副训导长张鸿渐，张鸿渐和出纳组主任王培杰互相推诿。何国模组织了30位同学把他们二人同时“请”到一间教室里，他们只好在支票上都签了字。钱是有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大量的米到哪里去买，有人告诉何国模机工厂厂长张凤岗教授懂得此事。他找到张教授，他慨然答应。当天，夜里三点钟，张教授带他步行到市内批发米的米市，他买了20万斤最好的小站稻米。天亮后，又买了几千斤咸菜。这批大米和咸菜，全体同学和随校行动的教职工在围城期间吃了一个半月，只吃掉了一小半，天津解放后回到学校又吃了一段时间才吃完。

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解放了天津。地下党组织实行了公开。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北洋大学成立了新的中共党支部，何国模同志担任支部委员。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党支部改为党总支，他仍为总支委员。学校成立新的学生会，他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天津市成立学生联谊会，他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因为解放前，北洋大学在教职工中没有地下党员和民青同志，解放初期虽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但都是新同志。他虽然是学生，但在党总支内部分工，由他联系学校行政方面的事情，领导教职工的党团工作。党总支委员决定的有关教职工工作部分由他分工负责贯彻执行。凡是上级行政部门（先是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后是高等教育部）派人来校，有事要和学校党组织通气，要求学校党组织配合，也由他负责接待。解放后，军管会接管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并在校务委员会内部设立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常务委员共七人，由校务委员会主任、二位副主任、教务长、总务长，以及讲助会、学生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研究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何国模被学生会推举为学生代表，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党总支要求他将学校发生的重大事情及时汇报。学校的负责人也把他视为校委会和党总支之间的联络人，重要事情都和他商议。

1951年8月，他大学毕业被留校工作。党内任党总支副书记，行政上任人事室秘书。人事室没有主任，由他负责。1951年，高等教育部在天津试点，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调整，天津大学有五个系调出校外，有七所大学的有关系科调入天津大学。在高教部和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天津大学筹备委员会，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黄杜龄同志任筹备委员会主任，津沽大学校长张国藩、天津大学校委会主席刘锡瑛为副主任，并设若干委员。筹委会下设办公室。解放初期机构精简，办公室只有他一个秘书。

1952年院系调整后，何国模转到教务处工作。历任教学研究科长，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学校党组织由党总支扩大为党委会，他担任党委委员、党委教学科研部副部长。因土建系没有党总支书记，他兼任了几年土建系党总支书记。在学校教育工作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业务工作相结合，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教学工作的全过程。在教学业务工作中，多年来，他重点抓了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狠抓基础理论课和基础技术课的教学。组织有关教师深入钻研教材内容，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各种教学改革措施由他们先行一步，教师研讨教学的活动他们最多，学校仅有的一些物质条件尽量先保证他们的需要。学生打好基础是提高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保证。二是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学生四年学习中要进行三次生产实习。他们每年都认真组织四、五千学生分赴全国各有关工厂实习。出发前，明确实习要求、制定好生产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实习期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师指导，回校后认真总结经验并组织交流。在师生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天津大学生产实习暂行规定》。在此之前，学校没有毕业设计这个教学环节。他们组织各专业课教师深入学习有关毕业设计的教学文件，研究讨论毕业设计的目的、要求以及指导方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加以贯彻实施。为了总结交流，在全校举办了毕业设计展览会。三是加强实验室建设，提高试验课质量。他们多方设法，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实验室建设，前后召开了两次全校实验室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将全部实验室开放，供全校师生自由参观、互相观摩。并总结了10个各有特色的优秀实验室典型，包括提高实验室质量，加强实验室管理，勤俭办实验室，通过自制设备武装实验室等方面的经验在全校推广。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经过全体有关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他校新建了许多新的实验室，原有实验室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试验课的水平有相当的提高。同时，根据教学需要创建了电教馆。四是大力提高和培养师资力。校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和培养师资工作的决议》。除由学校统一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外，在业务提高方面，老教师主要是通过科研和参加学术活动提高。对中青年教师，少数人是送往国外和校外脱产进修，绝大多数是在校内结合工作进修。教研室为每位中青年教师实行“四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时间、定检查制度，并制定出个人三年培养进修计划，按计划实施，为每位青年教师都确定一位老教师进行指导。他们也很注意学生身体健康素质的锻炼。除要求上好体育课，认真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外，积极推动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每到下午4时半后，几千学生都到室外参加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操场上是满坑满谷，没有学生呆在教室或宿舍，真是热火朝天，形势感人。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天津大学的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

“文革”开始，何国模遭受冲击。“文革”一结束，他立即根据上级要求，积极组织广大师生进行复课。改革开放以后，他深感学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遂抓紧时间，从各系各专业选拔140余名思想先进、业务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在校脱产学习半年外语，分批前往美、德、英、日、丹麦等国进修。这批教师回国后，现在基本上都成为本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的还担任了院、系的领导职务。

调整教育结构改善办学条件

1983年4月，中共天津市委换届，何国模同志被选为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兼市政府教育卫生委员会主任，分管全市的教育和卫生工作。他按照党委的要求和国家政策，努力团结全市广大师生和医务工作者为推进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积极努力奋斗。针对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青少年及其家人往往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他狠抓了教育结构的改革。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实行学生分流。具体措施是：第一，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技术学校，或是在普通中学设职业技术班。第二，对现有的中专学校进行调整、整顿，加大急需短缺专业和新兴专业的招生比重。第三，机工学校要稳步发展，逐步实现专业设置的合理布局和分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1986年已经做到了升普通高中的学生和升中专、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学生人数比例各占一半，普通教育结构基本合理。

当时，天津市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极差，校舍破旧不堪，有的是危房。大家形容农村学校是“土台子、土凳子、里面坐着土猴子”。不少校舍的窗户没有玻璃或窗纸，用土抷或破席堵上，冬季室内结冰。在李瑞环市长的倡议下，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工作。他召集区县、乡镇、村各级领导反复动员，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深入宣传培养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意义。先总结树立了几个先进典型，然后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推广。经过几年的工作，全市农村各村全部新建或翻建了中小学校舍。学校修葺一新，许多学校新盖的是漂亮的楼房。达到了市政府规定的“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木制课桌凳，教室门窗玻璃齐全”的要求。还有不少学校增添了图书设备，整修了校园。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的基础上，又把全市的工厂企业和学校组织起来，实行“厂校挂钩”改善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

何国模在市委工作期间，担任市委地方病防治领到小组组长。通过深入郊县和僻远山区访病问苦，他深深体会到地方病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危害和痛苦。在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投入地方病防治工作的经费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两番。在地方性甲状腺肿防治方面，坚持以食盐加碘为主综合防治措施，地甲病流行地区蓟县患病率由11.65％下降到0.64％，宝坻县患病率由8.7％下降到0.34％，并稳定控制在中央规定的标准3％以下，收到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到小组的表扬。在地方性氟中毒防治方面，采取先重病区后轻病区、先易后难开展除氟的原则，由市、区县和村各出三分之一费用，每年制定计划，为一批农村安装饮水除氟设备，共完成除氟改水734处。在一些工厂企业也进行了除氟，使179万人饮上了低氟水。全国地病办曾组织有关单位对全国主要饮水除氟设备进行调查，全国合格率为53.8％，而天津市为84％。

肝胆相照合作共事

1986年，市委又让他分管全市统战工作。何国模同志认真贯彻执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他登门拜访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结征求意见。他在工作中遵循两个主要指导思想：一是充分尊重党外人士；二是与党外同志相处以诚相待。从而和党外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狠抓了落实政策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外人士落实了房产政策，退还了查抄物品。“文革”期间，部分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产和伊斯兰的清真寺被占做他用。他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开会，开列清单，落实责任单位，限期完成，坚持不懈地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他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一道创建了天津市海外联谊会，并亲自担任两届共八年的会长。八年来，海外联谊会不仅在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进天津各界人士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籍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引线搭桥，实行“三引进”，促进天津市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还根据“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多次组团出访，在香港和美国旧金山地区促成了天津联谊会的成立，在日本促成了日本天津同乡会的建立，和澳大利亚天津同乡会建立了联系，为进一步把海联工作做到海外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天津社会主义学院是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党校，“文革”中被停办，校址移作他用，破烂不堪。何国模和市委统战部研究，向市委打了复校报告。关心此事的党外同志在市长对话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把有关单位迁出院外，市政府拨出专款进行了房屋维修。统战部为学院配备了领到班子，组建了教师队伍。他担任社会主义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该院重新建院后，立即因陋就简投入培训工作，举办了多期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工作人员、统战系统干部研讨班、培训班，为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巩固发展和统战系统干部的培养提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8年5月，中共天津市委换届，因他到了年龄，从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何国模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党内担任政协党组副书记，协助政协主席分工处理日常工作，同时兼任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领导小组副组长。为了协助天津港的发展，在市政协成立了港口组。我国在神木地区发现了大煤田，从神木到天津港距离最近，天津港又有运煤的历史。他们多次向国家计委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汇报，最后取得了国家关于神木煤每年从天津港出海3000万吨的决定，并已付诸实施。他在天津接待了乌克兰国基辅市的副市长来访，应对党邀请又率团到基辅市进行了回访，谈成了乌克兰至天津的飞机直航航班，并协助乌克兰在天津设立了航务办事处。通过牵线搭桥，使基辅市的阿索乌尼奇集团公司和天津市立达集团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进行了多项贸易。

1993年5月，何国模从市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认为：工作职务可以离休，但工作不能离休。因此他又继续担任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天津市政协之友联谊会顾问、天津市老区经济促进会名誉会长、天津市少儿体育运动协会会长等社会团体职务，为祖国、社会继续奉献着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