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岁生日上，李晨老人谈到：“我回顾了一下，为党、为人民做的贡献实在太少、太少！为了弥补过去工作上的缺欠，我如果再能活上三辈子，该多好啊！

“第一辈子，我愿做个中小学老师，当个班主任，带一个小班，十几个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15年一跟到底。每个人建立个小档案，摸摸从儿童到少年，直到18岁成人，这个为育人、成才打基础的整个过程的规律，看看怎样才能使孩子们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而不是注入式地、被动地得到发展，使他们不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上是明确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没有那些低级趣味；而且，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学得活，基础打得扎实；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健康的身体。

“第二辈子，我愿做个理论工作者，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真理？现在‘过时’了吗？20世纪是‘共产主义碰壁的世纪’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吗？共产主义是‘遥遥无期’的吗？难道，中国‘应该先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吗？难道真是‘人之初，性本私’？‘新科技能挽救资本主义的消亡’吗？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吸取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旗倒、党亡、国变’的惨痛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找到了这条路了。但是，现在又为什么问题一大堆呢？难道一定要吃够‘左’的苦头，还要再吃够右的苦头，认识才能全面，才能大彻大悟吗？

“第三辈子，我愿做个物理学家。”

做个物理学家，是李晨上中学时最初萌生的志向。

当时，物理学正经历着一场持续的革命——电子、中子相继发现，原子的奥秘逐步揭开，相对论、量子论刚刚问世；举世传闻的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的事迹激励着附中学子。附中教师们对于教材的体系、结构、重点、难点极其熟悉，也深知如何诱导学生一步一步地进入所学学科的殿堂，很自然地教你通过数学学习怎样思维，而决不只使学生懂得一个定理、一个公式。图书馆里的《万有文库》和丰富的藏书给人乐趣无穷的知识。教国文的张少元(鸿来)主任捐出了自己2400元的工资，落成了“代成斋”——物理实验室，让李晨流连忘返。研究自然界，研究物质的奥秘和物质运动的规律！这，成为李晨终身渴望做的事业。

但当他上高二时，即使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制造了华北事变，而蒋介石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继中国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华北日益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学生们发起了一二九运动。第二天清晨，同学李琦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头天的所见所闻：青年学生们怎样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怎样地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坚持示威游行……

李晨如闻惊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只顾读自己的书，不顾国家兴亡了！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

1936年夏天，李晨和同学们壮怀激烈地奔向农村，准备对朴实的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在阜成门外的郊区刚召集了一些群众，还没讲上几句，就被盯梢的警察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军警不容他们分辩，就直接押送他们回了附中。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啊！竟然不许向老百姓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李晨心中，救国的紧迫感愈加强烈了，于同年秋秘密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北平学界最大的学生抗日救国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晨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追随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来到了云南，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民族危亡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李晨最终选择了暂时放弃了学业，全力投入了共产党组织交付的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政治工作。1940年秋，李晨开始担任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后，工作更忙也更危险了。

抗战期间，云南省还有点民主的政治气氛；号称国民党“模范省”的贵州省，则被蒋介石的嫡系严密控制着。1941年中共贵州省委组织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破坏殆尽。为了革命需要，1942年中共中央派李晨到贵州和赖卫民、吕东明同志重建省级党组织。为了隐蔽政治身份，李晨化名“李振铭”，凭借着坚实的学习基础考上了浙江大学。李晨幻想着将来——民族一定会解放！等到和平了，祖国要强大，一定缺电力人才。于是，李晨选择了在电机系学习。

在贵州工作的4年时间里，李晨和同志们既坚持了党中央指示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又开创性地履行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原则。1944年，因为国民党特务在四川成都市立中学殴打抓捕学生事件在西南地区产生了恶劣影响，李晨和同志们抓住时机，利用各种各样的壁报，冲破校园内多少年的沉寂，使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从为生活而斗争转向为民主政治而斗争；以这次运动高潮为起点，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十个学生骨干组织起来，陆续从中发展了几个党员，形成了一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进步骨干队伍。

1946年4月，李晨被调回了中共南方局。5月，随中国代表团转到上海梅园新村，在南方局群众工作委员会青年组工作，主要联系中央大学新青社等进步青年组织。

在那段与周恩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李晨从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工作的周恩来身上学到了许多许多：“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有急事，随时叫醒我”；“无数革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应该把这些同志的担子挑起来，多做工作，这样才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啊！”

1947年10月，李晨又被派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中研究平津学生运动，培训学生系统中的党、团骨干。1948年，任华北局城工部学生室负责人。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如利剑破竹，快得不但出乎人民的想象，就连党组织也预料不足。大片大片的地区解放，大批大批的干部缺乏。李晨参与了当时北平市各区县的主要党政干部的安排工作，自己也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石景山区委书记，主抓电力、钢铁厂矿的恢复或创建。

1961到1964年，是国家恢复生产力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急需大量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北京市委决定，办一批学校，其中就包括北京工业大学。作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工作伊始，李晨就明确指出，只有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才能保证在艰苦条件下的创业，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首都建设服务的办校方针——他的办学思想、为人品德、工作作风至今还让北工大的师生敬佩和怀念。

1964年10月到1966年，李晨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系统首当其冲。学校的管理制度被批判为“管、卡、压”，彻底砸烂了。高考制度被批判为“分数挂帅”、“智育第一”的反革命典型，取消了。“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宁要没有文化的无产者，不要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以课堂为主的教与学的形式被否定了，课堂教学以“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干部和教师，不仅被“斗、批、改”，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插队到农村的“干部学校”接受劳动锻炼——李晨被下放到平谷。“工农兵讲师团”组织起来了，往原有的教师队伍里“掺沙子”。

1976年“文革”结束了，李晨也恢复了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中小学。社会上依然一片读书无用论——“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他深入四中调研，触目惊心：高二六班的同学能认全26个英文字母的还不到一半人；教师干部“痛心、伤心、寒了心”，“欲罢还不忍，欲教又不能”。

1977年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两个月间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翻“两个估计”；恢复高考制度；加强基础教学和外语教学；办重点中学；尊师重教……李晨深受鼓舞。

根据小平同志制定的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纲领，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的主要负责人，李晨带领同志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工作：大力组织学习中央精神，批判“两个估计”，解除精神枷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揭露《一个小学生日记》问题的真相；整顿学校纪律，重颁规章制度。加强教学工作，恢复教研组、年级组、班主任制度；恢复教师进修工作，端正教学思想。教育战线十年严寒凝成的坚冰开始加速解冻，中小学逐步恢复元气。

为了推进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工作，李晨几乎跑遍了城郊区。在大兴、密云、顺义等区县，他决不是潦草的走一遍，而是深入蹲点研究——与老师、学生同吃同住，一蹲就是一两个星期。于是，他对郊区的农村教育情况非常了解。

他极其反感走马观花地看看就作指示、作结论、作决策的领导方式；更反对前呼后拥去视察，浮皮潦草听汇报的领导方式。多少年深入群众的经历，使他深深地懂得“人民对你是否真有一颗‘公仆’的心，是最敏感的。不经他们的认可，真实的情况你根本就摸不到”。他坚持毛主席说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眼睛向下，蹲下来，深入下来，跟群众谈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和教育局的同志们一起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改革发展普教的意见。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意见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85年—1988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期间，李晨念念不忘基础教育工作。他两次组织市政协教育组的委员对北京市远郊区县作调查研究，完成了《关于远郊区县199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为振兴北京农村经济培养人才的建议》。这两份报告再一次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离休以后，李晨依然关心、思考着国家的未来，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周总理晚年的话时时在老人耳边响起：“我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我们要象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1995年—2001年，已离休多年的他又主编、出版了《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向建党八十周年献礼。《若干问题的回顾》开篇就讲到：“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也是见证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材料和我们对历史基本的看法，并从中尽力探索中小学教育工作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书中既总结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昭示了历史上很多的失误和挫折——坦率的程度让人吃惊，表现出了李晨巨大的勇气，而这来自李晨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若干问题的回顾》在北京市中小学和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让李晨老人担心的是：“现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上不讲了，到处宣传‘向钱看’；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也讲得少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知名度还不如柯南、樱桃小丸子；赵一曼、刘胡兰的知名度还不如金庸、韩寒。在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之后，阶级分析的社会分析方法论不敢讲了，就连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也不敢讲了。只讲缓和、友好，不讲矛盾、斗争。学校为谁培养接班人？学生为谁学习？掌握知识为谁服务？”

他说：“我想只要一息尚存，就还要捍卫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不能白活着，只图一个‘健康长寿’。”

根据1996年kaiyun网页登陆入口 校庆纪念书刊《树高千尺颂根深——校友忆附中》、2003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坦言集——李晨文存》、2005年中共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教育学院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丰碑——1949年以前北平基础教育系统党的活动纪实》等综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