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江南杭州，片片桃花点缀着嫩绿的西子湖畔。一队豪华的马车沿着大运河边的古道向北缓缓而行，这是清朝巡抚陆钟琦迂腐地执行清政府的任命带着一家老小远赴千里之外的山西上任。第四辆马车里坐着陆钟琦的儿媳——一个30岁的清秀少妇，她一手揽着两个儿子，一手不停的抚摸着大肚子，尽管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知道清朝气数将尽。

刚到苏州城外，少妇的肚子便一阵紧似一阵的痛个不停，陆钟琦不敢大意，遂将全家人安排在苏州知府衙门待儿媳生产。1911年3月18日，中国航空界名女陆士嘉（原名陆秀珍）便诞生在苏州知府衙门的内宅——狮子林里。

乍到太原任上，陆钟琦一不拜当地豪绅，二不吃大小筵席，而是忙着组建和训练新军。9月，陆世嘉的父亲陆光熙——这个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青年遵从父命来到太原协助训练新军，他想借此行说服老爷子归顺同盟会。到家拜见完父母后，陆光熙赶紧来到妻子住的跨院，抱着不到半岁的女儿满心欢喜。白白嫩嫩的女娃娃伸出小胖手好奇地揪住爸爸的两撇大胡子，逗得陆光熙哈哈大笑。

翌日，正当陆仲琦、陆光熙、陆敬熙（陆士嘉的叔叔）父子三人谈话其间，忽听嘈杂之声大起，冲进一彪人马，领头的是老爷子手下新军标统——阎锡山。只见他手举盒子枪，嘴里喊着：“就是这个清朝的老狗，一个浙江人，跑到俺山西地界儿来了，弟兄们，把他给我崩了！”话音没落，当当几枪乱射，父子三人倒在血泊中。杀完了人，这些人又跑到内室，老巡抚夫人唐氏、陆敬熙之子、6名仆人也都饮弹身亡。所幸的是除了陆光熙大儿子腿部中一弹外，陆秀珍和妈妈、二哥等人鬼使神差的毫发未伤。待料理完丧事，收拾完残局，母亲带着陆秀珍兄妹三人来到北京投靠从医的舅舅施今墨。

立志学女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秀珍长成了大姑娘。12岁那年秀珍考上了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她班里教语文的李老师特别好，不但满腹经纶，而且深入浅出，引导她爱上了文学。从杜甫、白居易、辛弃疾到鲁迅、莫泊桑、大仲马，她像一块海绵似的贪婪地吸收着。她尤其喜欢辛弃疾的词，喜欢他的豪放和他生动的想象力。她买了一个小本子，把喜欢的诗词都抄了上去，自己也试着写了不少诗。这种爱好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保持着，凡有重大事情发生，便与自己的妯娌联诗对句，颇有章法。

初中二年级时，秀珍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居里夫人传》，她一下子就被这本书迷住了，吃饭也看，课间也看，晚上更是忘了睡觉通宵看。她完全被居里夫人所倾倒，这个瘦瘦小小的波兰女人，这个全世界景仰的女科学家给了她无尽的力量，她感觉自己像是从井里跳出来的青蛙眼界大开，又像是给心安上了翅膀似的飞上了蓝天。她感到了科学界是个不分男女只认成就的世界，只要你努力，这个世界就接纳你，承认你。秀珍信心大满，又将书转借给另一个好朋友看。然后，三个好朋友坐在操场的长凳子上热烈地畅想开来，从居里夫人说到李清照，又从李清照说到了武则天，她们得出个结论：女人要想不被人瞧不起，就得努力，加倍的努力。随后她们三个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学理科，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从此以后，陆秀珍学习更加努力了，兴趣也从李清照、辛弃疾转到了牛顿、爱因斯坦。她常常借一些还看不太懂的物理书，对着那些长的吓人的公式暗想：总有一天，我看它们要像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容易。

易名树理想

1926年，秀珍十五岁那年春天，班上的樊老师对她们讲：“大学生在向段琪瑞政府请愿。”秀珍虽然不明白什么叫请愿，但她喜欢樊老师。樊老师说：“日本的军舰未经许可开进了天津的大沽口，还炮轰我国军民。美、英、法等西方列强不但不谴责日本，反而无理通牒中国，要求撤出津沽防务。学生们要求政府驳斥众列强，政府却像只缩头乌龟，不敢反抗。”她听完之后小脸气得通红，立刻跟樊老师一样站在了大学生这边。几天以来，陆秀珍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樊老师的带领下，她和班里的许多同学一道做花圈，一道去参加北大三院的北师大遇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及范士弼、魏士毅等人的追悼会，甚至差点儿去参加圆明园刘杨二烈士的葬礼。但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发生的，她始终觉得头晕，就像脑震荡了似的。唯一令她的好朋友奇怪的是平时动不动就掉眼泪的她这次竟然从始至终没哭过。是的，她变了。在她15岁的脑子里，仿佛灌进了什么化学药剂，使之变硬了。她为以前爱哭鼻子的自己害臊：瞧瞧人家刘和珍，才比自己大5岁，可是都……她恨开枪打死她们的人，更恨开炮打中国人的洋鬼子。她下了决心，要当个驱逐强虏，富国强兵的大女侠。她反复的看着有关的报纸，发现好几个牺牲了的女性都叫什么士，忽起一念要改名字。“陆”字是不能动的，当中一字取“士”，最后一字叫“嘉”。从此，爱哭的“陆秀珍”退出了历史舞台，坚强的“陆士嘉”上场了。

师从普朗特

1929年，陆士嘉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成为该系唯一的一名女生。1933年，大学毕业，陆士嘉又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拿到学士学位并来到河北大名府第三女子师范教学。1937年7月16日，在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后九天，陆士嘉和丈夫张维告别了亲人，登上南下的火车去南京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拜谒了中山陵后，又急忙赶到上海，赶在八•一三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淞沪战役开战前两天，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最后一班英国轮船。耳听着已经不远的隆隆炮声，眼见着身上贴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两个人真是愁肠百转：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的灾难深重的祖国，且国难当头理应效力乃至赴死；另一方面是从小立下的科学强国、工业救国的志向眼看就要起步，又不愿放弃。就这样，带着满腔的悲愤和矛盾，他们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第二年，陆士嘉只身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要求拜见普朗特教授。第一次时间晚了没见着，第二次被秘书拒绝，直到第三天，大概人们看她太固执了，又或许被她弄的烦不过，只好给她和教授约定了见面时间。

见面伊始，普朗特教授显得很不耐烦，他认为这个看似柔弱的东方女子要做他的研究生简直是痴人说梦——流体力学是一门对数学要求极高的学科！陆士嘉看出了教授眼中的潜台词，便声情并茂地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国家近百年来被人欺负，急待强大起来，而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普朗特教授被这个女子说的有点感动了，但提出自己的课很深，怕她跟不上。陆士嘉说：“您可以考我。如果我通不过您的考试，一定不再烦您，我另投别门。”

教授没辙了，说：“这样吧，你先拿几本书回去看看，了解一下这门学科大致的情况，两个月以后来考试。”说着，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两本书递给陆士嘉。他心想，要是这个姑娘看不懂，大概也不会再来烦他了。回到旅馆，陆士嘉一看，那几本书不过是入门的基本知识，也就相当于学前班水平，而她看所看过的有关书籍和论文，起码也是大学水平。出于礼貌，她没有立即把书送回去，而是带回柏林再把它们读了一遍。

两个月后，她来到教授办公室，教授一看她，十分吃惊：“怎么又是你？你来做什么？”陆士嘉道：“考试呀。您不是说两个月之后要考我吗？”教授没辙了，只好请她坐下，并问了书中的几个问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竟没把这位小女子难倒，这让教授对她刮目相看了。又谈了一阵，他决定给她出些数学题看看她的知识底子。谁知刚过不一会儿，陆士嘉就自信地拿着答案交给教授。啊？这么快就交卷?普朗特教授先是吓了一跳，及至仔仔细细看完她的答题，不禁拍案称奇：真想不到她的答卷做得又快又好。一半是无可奈何，一半是暗自佩服，他依照先前许下的诺言，当场拍板，正式同意收她做了自己的关门弟子。就这样陆士嘉成为普朗特正式接收的唯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并且是一位女博士生，同时，也是这位著名教授的关门弟子。普朗特教授是一位正直的不赞成纳粹行为的知识分子，他被陆士嘉的爱国思想和刻苦顽强的学习精神所感动。他们之间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陆士嘉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该校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对中国留学生有种种苛刻的限制，尤其在实验技术方面对她更是严格保密，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困难重重，并且需不断战胜许多作为一个只身在异国他乡的女孩子所意想不到的困难。尽管如此，她并不沮丧，她用严密的理论方法处理了一个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所得结果竟然与空气动力研究所的实验结果完全吻合。1942年，她完成了《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她的卓越才能受到导师的称赞。她还获得了洪堡奖金，她的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也为中国妇女争了气。

１９４２年，在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她曾先后到柏林高等工业学校任助教和在萨克逊堡造船厂的柏林设计研究部任研究工程师。１９４４年初，因该研究部被轰炸，她不得不离职。以后在导师普朗特的介绍下，又回到哥廷根大学工作。普朗特本想让她进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但是该所负责人Ｆ．里格尔斯（Ｒｉｅｇｅｌｓ）是个纳粹党员，他因陆士嘉坚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拒绝其进所工作。后来，陆士嘉只能在哥廷根大学内另辟一室，单独搞导师给她的课题，而且当时只让她解方程，并不让她了解方程的由来和作用，为此她愤然辞职，决定尽快返回祖国。

献身新中国

开拓新路艰苦创业

1945年末，陆士嘉夫妇从德国途经瑞士于1946年7月踏上了祖国这片苦难深重，然而为他们深深眷恋的大地。回国后，陆士嘉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水工研究所、清华大学等任教。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第一次教授会上，军代表宣布取消原清华大学关于“夫妇不能同时任教授”的不成文规定。第二天，陆士嘉就收到了航空系教授的聘书。看着这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聘书，她心潮澎湃，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给妇女带来了双重解放，为此她暗下决心，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

１９５２年，中央决定创建一所新型的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陆士嘉担任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建立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大学，是她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建校之初，百事待举，她自己花钱买来一大堆肥皂，和教师们一起制作建校规划模型——北京航空学院最早的蓝图。陆士嘉是北航第一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的主任，也是建立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从此，她走上了一条新的开拓之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教研室成立之后，她以炽热的办学热情团结教师积极组织教学。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先后开设了理论空气动力学、实验空气动力学、附面层理论、水力学等多门课程，使教研室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她自己以身作则，始终在第一线担任教学工作，为学生讲授理论空气动力学等课程。１９５４年，在她主持下，招收了该学科我国最早的研究生。

１９５６年，为适应我国航天、航空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她和其他专家的提议下，该院成立了空气动力学专业。她在专业性质和培养目标等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明确提出此专业是为航天航空建设服务的工程性质的专业，其教学计划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在教学上应是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的，同时，还强调教学科研要结合生产实践。当时提出这些构想，需要勇气，更需要有扎实雄厚的业务水平。三十多年来，这个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千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１９５８年，她和其他同志一道建成一整套低速风洞，同时又积极参与和组织全教研室人员自行设计和制造超声速风洞和大型机械式六分力天平。当时，这些重要实验设备的技术水平在国内是领先的。

陆士嘉以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关心并支持对一些新兴流体力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在６０年代初，她积极从事粘性流体力学和电磁流体力学的研究，写出了《电磁流体力学》讲义，并亲自开出了粘性空气动力学课程。１９６２年，她作为数学力学系副主任，积极主张和筹建成立了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并首任该研究室主任。同年，她作为著名的流体力学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参与了我国第二个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对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６０年代中，她组织青年教师开始了对高超声速的气动力学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关心和支持生物流体力学的发展，和其他教师一起进行湍流结构的研究。８０年代初，她作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发起并主持新兴分支分离流和旋涡运动研究，并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她所从事研究的问题，常常是本学科前沿有待开拓的问题。她认为越是空白的东西越应该去研究，不然我们总要落后于国外。有不少人曾劝她不要搞这种短期不易见成效的问题，她却说：“我深知这类问题在短时期内是见不到成果的，甚至也可能下一代人也难见到。科学研究往往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探索，不然是徒有其名。我总希望我们国家有所突破，并不是说我搞什么研究一定要突破，我愿意成为探索的一名小卒，一个铺路石子，为后面的人做点探路工作。”

严谨治学丹心育人

陆士嘉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她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华的崛起，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教师，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带出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是她的天职。在教学工作上，她一贯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循循善诱、一丝不苟，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早年在女子师范学校从事物理教学时，她就深受同学们欢迎。一位原志成中学的教师回忆说：“陆秀珍（陆士嘉原名）在志成中学教物理，教学效果很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之一。”１９５８年由北航毕业的、曾在航天战线工作的一位学生说：“陆老师在教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教好学生日夜操劳，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况及思想状况非常关心，至今大家都在怀念她。她对我们全班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我们毕业已２０多年了，有机会还总想和她谈心，接受她的教诲。她是我国航空教育界的一代楷模。”

陆士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３７年里，甚至到她去世前的住院期间都从未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就在她病逝前不久，她还在病榻前对博士生的研究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三十多年来她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因此白天忙于开会和工作，只好把备课放在深夜。她曾说：“在教学上我花时间很多，我讲课之前，首先要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基础程度和专业特点，然后确定教法，并尽早备好课。在讲课前要考虑如何讲才使学生最容易接受，哪些概念应仔细讲，哪些只需提一下，哪些根本可以不提，这些都需要作出细致的安排。我讲２小时，至少要用６小时来备课。”课后，她还要用许多时间来为各类学生辅导答疑。５０年代，学校招收了不少工农调干学生，她深知他们基础差，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进行个别指导。

她对中青年教师的要求很严格。例如，她要求中青年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认真备好课、写出讲稿、进行预讲，并要求他们平时深入到学生中去。她还提出：中青年教师每人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作为工具。对于一些业务基础和外语水平差的中青年教师，她亲自给予具体辅导，甚至找好学习材料送到本人手里。有的教师若未能达到要求，她便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但在思想上、生活上，她却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６０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她拆了自己的皮袄，亲自做成两个皮背心分送给了两位生活困难的青年教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学术交流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她凭借自己在国外流体力学界中的地位，积极推荐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出国进修。在这些同志出国时，她又向他们诚挚地提出要求和希望。她常说：“我老了，我作你们的后勤，你们可以集中精力往前冲。”她希望这些有机会出国的青年们能充分利用国外良好的学习条件为国争光，多出成果，开阔眼界，力争更多地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技发展动向，以便回国后能和其他同志一起，使祖国的科技事业更快地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陆士嘉还一贯重视中、小学教育，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她不断向有关部门呼吁加强基础教育。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她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到中、小学校去了解教育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呈送到人大常委会或教育部。由于她曾经在中学任过教，深深体会到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她还积极倡导和组织民盟成员开展培训幼儿师资的工作。

严以律己克己奉公

建国以后，陆士嘉一直承担着大量社会工作。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民盟中央常委、中国航空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和名誉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繁重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也影响了她自己在科学技术上发挥作用。但她能以党和国家的工作为重，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她入党前曾这样说过：“我由中学起受过良师益友的熏陶，有爱国热情，对旧社会不满，但由于热衷追求科学而没有参加革命。解放后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有一批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为了解放人民、拯救祖国，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血汗，付出了青春和年华，我感到自己过去太自私了，因而毅然跳出过去的圈子，接受了组织给我的工作。我也深深感到有些工作确实需要我这样经历和身份的人去做，容易得到党外人士的信任，我逐渐认识到这就是我在为党为国家做工作，因此我总想尽力做好。”她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爱戴和信任，而她从来不把别人对她的信任当作个人的资本。

陆士嘉当人大代表时，上级要求代表要多下基层作调查，以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人大代表，她在繁忙的教学、教研之余，尽了一切可能抽出时间下基层。1960年，陆士嘉去江西南昌的洪都机械厂作调研，那时管这项工作叫“视察”。到了南昌市，她没按安排住市内的宾馆，而是就近住进了厂招待所。厂方听说有全国人大代表来视察，当天停产一天，打扫卫生和做各项准备工作。因为招待所离厂子不远，加上想看看真实情况，陆士嘉一大早就散着步自己来了。到了厂门口，警卫拦着不让进：“今天有人大代表来视察，外人一律不准进。”陆士嘉解释道：“我就是要来视察的那个代表。”说着，拿出了代表证、介绍信等。门卫疑惑地问：“那你怎么不坐汽车呢？”陆士嘉说：“招待所很近，我就走来了。”门卫心想：哪回上面来视察的不是小汽车大汽车外加前拥后簇的？这回怎么就单独的一个人呢？事关重大，不敢怠慢，赶紧请示上级。不一会儿，来了一名中年男子，据说是保卫科长。科长如此这般的盘问了陆士嘉一会儿，也拿不定主意，但想：宁愿错拦一万，也不能放进一个坏人，仍旧坚持把陆士嘉拒之门外。等到陆士嘉碰了钉子回到招待所，才见到厂方派来的接她的小汽车正在等她。她对特意前来接她的副厂长说：“你们厂我已经去过，警报解除，你可以回去了。”

１９５６年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

她有较重的家庭负担，除了赡养母亲和抚养子女外，先后还供养四个亲属子女上学，直至大学毕业。这些她很少对别人讲起，她认为：“自己能多供养一个人，就会给国家减少一份压力。”当从报纸上看到兰考人民生活困难，她立即寄钱去；看到有的地方闹水灾或发生地震，她又以人大代表名义（不署自己的名字）寄去人民币；她关心教研室内经济困难的同志，多次解囊相助。当一位教师家中遭遇不幸时，她便以教研室同事的名义寄去慰问款，她还常年补助一个子女多、经济困难的老工人。１９６０年后，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党中央号召１７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减薪，虽然她不在规定范围之内，但她也要求减薪。她说：“我虽然不是党政领导干部，但我是党员，而且工资高，应该减。”当组织不同意时，她坚持每月交２０元党费，后又交８０元，有２年时间她每月交１００元。但对待自己的子女，她则一贯要求他们不要乱花钱，要艰苦朴素。孩子结婚，她明确表示要新事新办，不置嫁妆，甚至告诉孩子不能长期住在家里，不能依靠父母，家里条件好，是组织对父母的照顾，子女不应享受。“文化大革命”之后，她为了搞好对外科技交流，先后推荐出国学习、工作或访问学者几十人之多，而她的子女却没有一个“沾光”的。

不慕荣利胸怀坦荡

陆士嘉襟怀坦白、无私奉献的高尚风格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如翻译出版她的导师普朗特所著《流体力学概论》一书，就是其中一件令人起敬的事例。５０年代，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曾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普朗特逝世后，他的学生们根据流体力学的新成果、新发展修订该书，改写了大部分章节，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为把这本近代流体力学奠基性权威著作的新版本介绍给我国读者，大病初愈的陆士嘉于７０年代后期重新翻译了该书德文第七版修订本。这时郭永怀同志已经去世了。她重新译完此书后建议新译书仍然只署郭永怀的名字。后经出版社反复动员解释，她才同意加上自己的名字。书出版后，她要把全部稿费交公，在同志们多次劝说下，她仅领取了找人誊写译书草稿花去的４００元抄写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

按陆士嘉的学历和资历，她当选科学院院士（那时叫学部委员）是当之无愧的。1979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条件是有三名学部委员同意推荐即可。可推荐陆士嘉的有七名学部委员（不算张维）。在第一轮讨论时她即已被通过，拿来表格请她填写，她奇怪的问道：“我并没有申请当学部委员哪，怎么突然找到我填表啊？”人家告诉她，这事不像入党似的需要申请。这是大家觉得某人条件够了，便予以推荐。她却说：“不不，我觉得我作学部委员不合适。第一呢，我回国以后，主要搞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做得不多。第二，我年纪老了，为国家出不了多少力了，应该让年轻人上。”北航领导多次对她做工作，说明她的当选对北航意义重大。她这才勉强填了表。第二次讨论时，她理所当然的又被列为候选人。当人家通知她时，她又犹豫了。她给中国科学院学部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年纪大的同志应该主动为中青年同志创造条件，应该让他们在前面发挥作用，我们这些人不当学部委员也会提意见、出主意。绝不能因为我们而挡住中青年人的路，否则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利。”并恳求从候选人中删去她的名字。中国科学院在回信里赞誉了陆士嘉的高尚情操，认为信写得十分感人，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位老科学家谦虚、礼让的精神和好作风。

陆士嘉留学德国期间，曾居住在哥廷根著名物理学家Ｒ．波尔（Ｐｏｌｌ）教授家中。波尔为人正直，坚决反对纳粹。波尔曾把生平积蓄购置了０．７５公斤铂。当时因战争动乱，他唯恐有失，在得知陆士嘉夫妇回国时，就托付她们带回中国帮助保存，以期有朝一日作为他儿子的生活费。波尔并郑重声明，由于时局和今后的遭遇都变化莫测，这些铂如有遗失绝不要求赔偿。陆士嘉夫妇深知波尔教授的为人，且感其托付之诚意，毅然承诺下来。由于中国与联邦德国长期未建交，通讯断绝，直至１９５８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高工霍夫曼教授来华访问，陆士嘉得悉他与波尔很熟悉且有来往，才请他将铂带给波尔教授。波尔对此十分感激。

在祖国航空教育这块土地上陆士嘉辛勤耕耘、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6年8月陆士嘉在北京病逝，与她共事多年的凌云沛曾写了《念陆士嘉同志》词一首：

早岁师承普朗特，

为兴华胄邃群科，

桃李芬芳天下遍，

流体力学开先河。

敝屣万金辞学委，

浇薄世风一莲荷，

春蚕到死丝长在，

典范长存在教科。

（根据张克群《飞·流体力学家陆士嘉》、蔡德麟《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创办者——陆士嘉》综合改写。）